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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与《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要重新出版了。这三本书曾经让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声名鹊起。但其中的《人类简史》初版于十多年前，最晚面世的《今日简史》也是2018年的作品了。以此看来，赫拉利的简史“三部曲”，是不是还能跟上当今世界“知识更新”的步伐呢？

 

若是从总体上审视这三本“简史”的话，《人类简史》可以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这不光是因为《人类简史》所涉及的时间最长，也因为其他两本书也相当频繁引用了《人类简史》里的看法与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简史》可以看作《人类简史》的末尾章节（“智人末日”）的引申与扩展，而《今日简史》则可以认为是作者对于前两本书诸多观点的一个总结。

 

在《人类简史》里，赫拉利讲述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至21世纪的演化发展。就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物种，从几百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到如今遍布全球的智人（Homosapiens）并不是一个“线性进化”的过程。直到最后一个“冰河时期”，人类仍在与一些近亲物种（比如著名的“尼安德特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几十万年前的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

 

按照20世纪后期兴起的分子人类学的最初观点，基因的变化显示，智人从距今7万年开始“走出非洲”，取代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亲戚，成为人科人属硕果仅存的物种。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观点主张，各地的直立人独立演化成为今天的智人。不过，真相恐怕不是非此即彼的。赫拉利对人类起源的认知体现了21世纪以来的分子人类学的进步。通过更详细的研究，人们发现，当代人类的少量基因来自诸如尼安德特人这样的灭绝物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早期的智人与这些亲属物种之间发生过一定程度的混血。或者用赫拉利在书中的话说，一小部分尼安德特人幸运地搭上了智人这列飞速向前的列车，因此也将自己的一些基因传承了下去。

 

有意思的是，《人类简史》也提到，尼安德特人在许多地方其实比我们（也就是智人）更加“先进”：他们更强壮，脑容量也更大。为什么最后反而是智人取得了生存竞争的胜利呢？对此，作者的解释是，“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而所谓认知革命的根源，在于人类语言的出现。“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

 

当然，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语言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加亚·文斯在《人类进化史》就将语言与“火”、“美”、“时间”一起看作进化四大要素。不过，加亚·文斯认为语言的主要作用是“讲故事”，这“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的传递下去”。相比之下，《人类简史》显然将“认知”提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要解释智人的发展，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改用历史叙事”。

 

与加亚·文斯类似，赫拉利也认同“讲故事”的意义。但他进一步指出，讲故事不仅能够传递知识，还使得智人拥有了创造及相信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能力。在赫拉利看来，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的系统，包括宗教、政治体制、贸易、法律制度等，都由于智人这种对“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认知能力而产生。《人类简史》还以一个生动的例子佐证了这一观点（顺便提一句，赫拉利的作品里充满类似的活泼文字，这无疑让严肃的历史读物变得有趣起来）：“如果我们把几千只黑猩猩放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职业棒球赛场、国会山或是联合国总部，绝对会乱得一塌糊涂。但相较之下，我们智人在这些地方常常有数千人的集会……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

 

不过，若是以数量计，“认知革命”后的智人，距离统治世界似乎还很远。毕竟距今1万年前的全球人口只在百万左右，尚不及如今中国的一个大县（比如安徽省临泉县人口达160多万）。就像许多著作都会提到的那样，人口的第一次人口爆炸的根源是——农业革命。

 

《人类简史》当然也提到了这点。从书中所说的农业革命的各个不同发源地来看，赫拉利似乎深受贾德·戴蒙德的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影响。此外，赫拉利的确承认农业革命促进了智人人口数的爆炸性增加，不仅如此，人类“文明”的出现，同样也是建立在农业产出的“剩余粮食”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人类简史》也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农业革命并不那么光明的一面：“农业革命令智人及其驯化、豢养动物的生活方式及饮食变得更为单调无趣，使得绝大多数智人及豢养动物的生活质量，与智人狩猎采集社会时代相比，反而出现了恶化”。

 

实际上，书中的一个标题就是“史上最大骗局”。譬如说，最早的农民选择种植小麦代替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确，小麦的单产很高，而且也免去了居无定所的麻烦。于是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确实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大家没想到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的小麦也就有更多小孩要分。这些远古的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就会让孩子的免疫系统下降，而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染的温床……总而言之一句话，虽然人口多了，但个人的生活质量反而不如以往。作者对此的总结就是，“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不过，尽管《人类简史》断定，没有人会同意“增加智人基因组在世界上的拷贝数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但人类已经无法回头：“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得以急逮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回到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就只有崩溃一途”。毕竟农业能够承载的人口远高于渔猎采集，以至于任何回头路都会导致一场人口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似乎也是秉承了同一逻辑。人类文明已经演进了将近万年，却仍旧无法完美解决这一问题：人类作为物种的“成功”繁衍，与人类个体生活“幸福感”，似乎并不总是合拍的。今天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低生育率陷阱，恐怕也是这一矛盾的体现。“给岁月以文明”，抑或“给文明以岁月”，究竟孰是孰非呢？这恐怕也是赫拉利没有明言，但却留给读者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在《人类简史》的后半部分，赫拉利讨论了“人类的融合统一”与“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章节也构成了他后两本书（《未来简史》与《今日简史》）的论述基础。“人类的融合统一”这一章节，显然有着作者写作于21世纪初期全球化“黄金时期”的时代烙印。毕竟，只有这一时期的学者，才会如此乐观地认为，“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后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促使智人在政治与经济上逐渐走向融合与统一。赫拉利甚至在书中自信地断言，“全球无法避免成为单一文化”——颇有一些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味道。

 

耐人寻味的是，在间隔数年之后完成的《今日简史》（2018）里，这样的乐观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接踵而来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崛起、英国脱欧、欧盟不稳等诸多“现下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似乎让‘文明冲突论’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更不用说，作者在《未来简史》（2017）里所持的“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的看法，早已被2022年的现实政治证明言之过早了。

 

与之类似情况还有《未来简史》对于流行病的看法。赫拉利认为，“虽然艾滋病对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就连疟疾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现在看来，流行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经远远小于之前几千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医生与细菌的竞赛中，医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与医学较量的时候，病原体唯一的靠山只有盲目的运气”。完全可以相信，如果赫拉利是在2020年之后写作这本书的话，他一定会收回如此“狂妄”之言，更不用一本正经地在《未来简史》里讨论人类“长生不老（永生）”的可能性了。

 

以此看来，是不是可以认为赫拉利对于这个世界走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呢？这也不尽然。诚然，有人怀疑，21世纪10年代的乱局（某种意义上延伸到了今天）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过快地否定了过去美好的国家和民族？”因此，“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于是又投人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

 

但赫拉利在《今日简史》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威胁——比如生态问题。就像作者简短概括的那样“几千年来，智人就像生态的连环杀手，现在更逐渐成为大规模的生态屠夫”。全球变暖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除非我们在接下来20年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超过2℃，致使沙漠扩大、冰盖消失、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例如腿风和台风）将更加频繁”。作者因此指出，“面对生态危机，民族主义能给出答案吗？不论国力多么强大，难道有哪个单一国家能够阻止全球变暖吗？”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行（比如退出《巴黎协定》）恰恰印证了作者接下来的一句话：“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无法从国家立场找出答案，因此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宁可认定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在作者看来，民族主义同样无法解决另一个威胁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已经对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比如“阿尔法狗”在围棋比赛里战胜韩国国手李世石）提出了忧心忡忡的预言：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精英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世上最重要的决定。与此同时，其余的大多数的人也就成了“无用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毫无疑问，这将是智人这个物种出现以后的最大的内部分裂。

 

对此，民族主义也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因为“研发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因此，当碰上科技颠覆的时候，民族国家这种架构无法化解相关威胁。“为了避免这样的向下竞争，人类需要某种全球性的认同和忠诚”。如今，法律和国际规范都禁止科学家在14天后或在‘原始条纹’结构出现之后培养人类胚胎，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今日简史》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形象的警告“如果无法制定并执行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怪人满街跑将为时不远”。所谓“科学怪人”的典故来自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书中那位疯狂的医生弗兰肯斯坦以科学的方式使拼凑而来的死尸复活，造出了一个可怕的人造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可以说，正是因为书中这些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闪光点的存在，使得人们在2022年的今天阅读《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与《今日简史》，仍然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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